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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进程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现已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但中国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是以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以小城镇为主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研究进行综述，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既应遵循世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应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化道路，选择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而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向城镇性质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较快，已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7年的44.9％，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前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处在诺瑟姆S型曲线的中期阶段。

　　今后中国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但究竟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是选择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笔者围绕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这一主题，在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探讨，旨在为我国未来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研究述评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实践是国家城镇发展方针及其政策的直接反映，主要体现在“政府推动”的因素要远大于“自然演变”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种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城镇化发展道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确定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变化。纵观分说，在如何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小城镇论

　　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国城镇发展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与此相呼应，中国的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而非向传统意义上的大中城市转移。

　　1983年费孝通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报告，全国掀起了小城镇研究的热潮，以小城镇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城镇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的主流观点，甚至被提到了“标志”、“奇迹”、“捷径”的高度。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我国的小城镇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发展小城镇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重要载体，符合当时我国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的国情，主张“实行农工相兼、亦工亦农、主农兼工、主工兼农、吃住在家、就地消化、离土不离乡”，以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小城镇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桥梁，所以加强小城镇建设是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调整工业布局、改组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的战略需要，而且避免了大中城市过分膨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总的说来是有利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比，是一种低效益的城市型社区，以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决不是最理想的选择，然而“发展小城镇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是当前阶段城镇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展小城镇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中国“城镇化”的正确道路。

　　(二)中等城市论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于1984年组织召集一批业界学者共同研究探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问题，首次提出了“中等城市论”的观点。认为中等城市一般正处于规模扩张阶段，相对于小城市来说，具有更高水平的聚集效益和都市文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缓解大城市压力、推动工业化和区域繁荣的增长极。中等城市兼有大小城市的优点而少有两者的不足，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我国大城市已经面临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失业率上升等“城市病”；而小城镇过于分散，浪费耕地、能源，污染环境，空间积聚效益低。可见“中等城市论”是对“大城市论”和“小城镇论”的折中和调和。

　　中等城市论者认为，中等城市在我国的分布较为均匀，而不像大城市集中于我国沿海和长江、黄河流域。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中等城市对于带动经济较不发达的内陆与山区的发展，承担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在这些地域，中等城市往往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必须大力强化与健全中等城市的各项综合功能，尤其是大力改善其交通、通信、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条件，扩大其辐射面，增强其吸引力，引导它们合理地增长，使之真正发挥地区“经济增长点”的作用，推动区域的平衡发展。

　　有学者提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道路中，存在一个基本的趋势即中间化趋向，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体系的不断完善，中间层次的城镇人口规模会越来越大，从整个城镇体系结构以及城镇与腹地的关系来看，这些中间层次的城镇就是区域性的中心城镇。鉴此，我国可以通过发展区域性的城镇，一方面可以承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向农村进行辐射，可以构架起融通城乡的桥梁，在整个城镇体系中起到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大城市论

　　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的学者认为，“以发展大城市为重点的‘集中型城镇化’是我国初级阶段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形式”。大城市论的理论基础是城市的规模效益，在我国现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资金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城镇化战略理应以大城市为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重视大城市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滞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太少，由于大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我国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发展不够的问题”，“现阶段必须选择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镇化模式”，“因此建大城市、走城市集约化之路是我国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大城市病”和城市规模大小并无必然联系，如交通拥挤、水源紧张、供电不足等“大城市病”在我国许多中小城市往往表现得更为严重，只有管理无能才去控制城市规模。小城镇只不过是广大农民在城市还对他们实行封闭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他们实现城市梦想的终级目标，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并非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理想选择。

　　“大城市论”者通过对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实践过程进行考察，认为存在“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该观点认为大城市对城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的初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大城市在数目和人口总量的增长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小城市，这种情况被称为大城市超先增长理论。

　　实践证明，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大城市提供城市的基本标准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成本要低，这是由城市的比较成本决定的，是大城市经济的聚集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超过100万人口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成本，是人口少于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的1/6到1/8，亦即小城市每吸纳一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如果同样投入到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则可吸纳6-8人。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较之中小城市具有超先增长的优势。

　　(四)多元城市论

　　虽然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城镇化政策仍然限制大城市发展，以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为主，但学术界在认识上已经摆脱了它的束缚，随着顾朝林博士论文《中国城镇体系》(1992)的出版，城镇体系概念得到普及。

　　持多元论观点的学者摈弃了“大、中、小”城市“独善其身”的发展观，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指出各级城镇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遵循“大中小城市并举、数量和质量并重、职能等级协调”的原则。推进城镇化需要大中小城市的共同发展和提高，单靠某一类城市的片面发展不能完成任务。因此，不要人为地限制某一类城市类别的发展，应当在资源自由合理流动的基础上促进各类城市的共同发展。具有合理规模的大城市要发展，还要带动其它规模较小的城市和城镇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要加快发展，尤其是要引导成长性较强的城市和城镇扩大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和城市素质。各类城市的发展，要立足于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的基础，以实现整体区域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现代化水平。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分析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国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在选择城镇化道路时，决不能走美国大规模蔓延式的发展道路，应根据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考虑如何节约土地、水、矿产、能源资源的集中型城镇化道路。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明确了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未来我国城镇发展新模式。

　　在当前我国人口众多、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我们既不可能把绝大多数居民都迁移到大城市，也不可能让所有的居民都居住在小城市和小城镇。我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时也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和城镇群。应当看到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由于各地资源、环境、经济、科技、文化等条件不同，城镇化模式和城镇发展规模不可能千篇一律。

责任编辑：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