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趋势。泛北部湾具有地理位置优越、面临市场广阔、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以及对外交通条件好等五大优势,加强该次区域经济合作,实施生产力的南向互利合作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资本扩张理论则是这种互利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深层动力。
关键词:生产力互利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扩张
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趋势。一方面,为了获取全球比较利益和规模利益,要素流动、生产组织、贸易市场等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理相邻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取向相对一体化,相互间通过契约和协定,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从而推动各成员国经济的共同繁荣。这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
在2006年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广西首次提出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构想;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和2007年1月召开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提出“积极探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这说明,加强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实施生产力发展的南向互利合作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位于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具有地理位置优越、面临市场广阔、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以及对外交通条件好等五大优势,是实施我国生产力南向互利合作战略最重要的基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培育广西连接两大市场的生产力基础,不仅可以为广西乃至全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铺平道路,也可以为东南亚企业进入中国架起海陆桥梁。
一、生产力互利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后发优势:泛北部湾次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
狭义地讲,泛北部湾次区域包括中国环北部湾地区省份与海上东盟6国。广义地讲,泛北部湾次区域则包括中国环北部湾省份与整个东盟10国(本文取广义)。东盟10国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广阔的潜在市场;东南亚是世界著名的富矿带,锡、锰、铬、镍、玉石等居世界前列。铅、锌、石油、天然气、煤、磷酸盐等矿产资源也占有重要地位;东盟年产稻米一亿多吨,泰国和越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的大米出口国;东盟热带经济作物丰富,盛产咖啡、香料、橡胶、棕榈油、热带水果等;东盟木材积蓄量248亿立方米,年产原木约3亿立方米,其中柚木的产量占世界的90%以上。东南亚的近海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捕鱼区。东南亚国家中的新加坡、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属于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中国—东盟各国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和购买力不断增强,将会形成一个新兴的、充满巨大潜力和活力的市场。
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它的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8亿,近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①。这是继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的又一世界重要的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其主要内容有:货物贸易关税的减让;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简化和协调关税程序;采取有效的贸易便捷化措施,简化海关程序和制定相互认证安排;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东盟新成员国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扩大中国与东盟在金融、旅游、投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产业合作、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林业及产品、能源及次区域开发等领域的合作。
2003年10月1日,中泰两国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率先实施了水果和蔬菜产品的零关税,迈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实质性的第一步。200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全面实施,中国对来自东盟的500多种产品(主要是农产品)降税。同时,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这些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保障。2005年7月20日起,中国与东盟将正式开始对双方约7000种产品相互削减关税,其中大部分产品逐步取消关税,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6国将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FTA),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4个东盟新成员则可享受五年过渡期的优惠待遇。
200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59亿美元,2005年双边贸易额达1304亿美元,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
通过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加强广西生产力基础,发挥出广西北部湾的区位优势,将中国与东南亚两大市场融合在一起,那将是一个拥有不同消费结构、消费层次,对高、中、低档各种商品都有巨大需求的广阔市场。实施生产力发展南向互利合作战略,可以使中国——东盟各方获得共赢,它将为中国——东盟两大经济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出更大的上升空间。
(二)生产力南向发展: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可行性
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南亚经济产业链条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已经在上个世纪末断裂。这意味着日本在东亚区域分工中的头雁作用已经丧失。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原尾随日本的东南亚诸国,正改变策略,尾随当今的中国。目前形成了整个东亚范围的对话与合作即“10+3”、东盟自身10国的发展与合作、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合作(即三个“10+1”)、中日韩三国间的对话与合作等四个轮子并行运转的东亚合作格局。在三个“10+1”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渠道是目前公认的最现实的合作机制。已经签订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10月,我国与东盟开始建立面向繁荣与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我国同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法律基础。这也为巩固我国的周边环境、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然而,令人更为欣喜的是,泛北部湾次区域内的贸易正在发生转变,从原来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贸易格局转变为以规模经济和产业内贸易为基础这二者并重的新贸易格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次区域内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为实施生产力南向发展奠定了坚定而扎实的基础。
高度重视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两大经济区在经贸、科技、社会各领域的密切合作,推动中国与东南亚两大市场的融合,从而创造出广西乃至华南、西南地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重大机遇,将为我国西部提速,东部扩展,东西互动,拉动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资本扩张:泛北部湾生产力互利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深层动力
一切社会都存在着利益的驱动,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类追求自身利益表现为两种形态——消费形态与资本扩张形态。它们决定着人们处置剩余劳动的方式。当人们把几乎全部的剩余劳动都投入到消费之中,那么社会生产系统将会处于持续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而当人们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造成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于是,社会经济系统便会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将所有资源不断吸收到资本的漩涡中运转,推动着社会经济无休止地扩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组织社会生产、迫使工人生产剩余价值并进行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分配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就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力量。资本的逻辑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值于是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流行的经济学看来,资本被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是投入到经济生产过程中与劳动和土地相并列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制品的资本与劳动、土地相结合,组成自变量,决定了产品的产量。由此形成了生产函数。西方经济学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资本的价格。
不论资本如何定义,其公认特征是资本的扩张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种扩张本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理论说明:剩余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社会经济系统内部而使其自身得到增值,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不断扩张。西方经济学外在地描述了资本的扩张现象:厂商追求利润,使经济体系不断扩张。
这种扩张意志通过两个方向上表达自身:一是在空间中进行的量的不断扩张,不断把尚未资本化的资源卷入到资本化的漩涡中,由此产生了经济全球化运动;二是在生产力的质上的扩张,不断迫使经济系统进行科学技术创新,以开辟新的市场,开辟新的资源流通渠道。
(一)空间扩张:经济全球化运动
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将会产生出两个方向上的运动:一是原有市场内企业不断联合兼并而走向垄断,二是向国外寻求新的空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垄断集团向国际市场的扩张。随着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必然把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未资本化的资源——包括处于处女态、封闭态与闲置态的资源,吸收到国际性资源流通网络中,实现资本化,进行全球性资源配置。由此形成经济全球化。通过全球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经济系统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市场经济网络系统。
通过全球化过程,那些在原来市场体系中沉积的不能流通的新增资本,一下子打开了流通的渠道,重新获得了生机。因此,全球化是解决资本体系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全球化过程是发达国家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与市场优势,从发展中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过程,必然受到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力量的反抗与阻碍,招致各种“反全球化运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事件。
一旦全球化过程达到它的目标状态——全球资源全部实现资本化之时,或者资本的全球化过程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大之时,新增资本便失去了通过全球扩张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这些矛盾便会激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部矛盾的一系列理论预言,将会比今天更充分地表现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二)科技创新:经济扩张质的表现
新增资本不仅通过全球化过程横向开拓新的市场,而且还会在质上寻求新的出路——这就是科技创新,它在原来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拥有新质的经济。
首先是因为它创造的新产品与产业能够开辟出新的市场。例如,电视广播的出现,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移动电话的问世,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那些被困的过剩资本逐渐找到了出路,同时自然界更多的资源被圈入到资本化的漩涡中。于是,社会经济扩张了,变得层次越来越高,越来越庞大。
其次是一旦某一科技创新获得成功,将会吸收传统产业中的各种生产要素,导致落后产业面临瓦解—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被困于落后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将会被释放出来,经过改造与转型,又被重新吸收到科技创新产业中,并且获得新的价值——超过它们在旧产业体系中的价值。这个过程被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创新一毁灭过程”。于是,旧的社会产业体系被提升为新的产业体系。这既是质上的经济扩张,也同时实现了量上的经济扩张。因此,科技创新所获得的经济扩张,是最有效率、最有前途的高质量经济扩张。
(三)资本扩张:全球化过程与科技创新过程的统一
现实的经济扩张过程,是全球化化过程和科技创新过程的辩证统一。
首先,科技创新必然会生成和诱导全球化过程:由科技创新产生的技术势差,是推动全球化经济运动的动力源,它产生了新产业从产权国向全球推进与扩张的波浪。其次,全球化必然会诱导科技创新:因为全球领域中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各个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从中国手机市场可以看出,全球各大厂家,如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等,为了抢占中国市场。纷纷进行研究和开发,以生产具有市场优势的产品。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越来越不满足于单纯地供应原材料与初级产品,而是努力进行科技创新,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因此,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全球性经济扩张过程。这是资本的经济扩张力的最宏大的表现,它造就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运动的主要潮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种种矛盾与曲折,但是,人类要解决经济生活基本矛盾的巨大力量,驱使着这些矛盾总要得到某种形式的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则总是进—步的经济扩张。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源的资本化力量,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中国参与和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体化的区域,并且由此可以推动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不仅将促使中国——东盟两大经济区的共同发展,而且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中国—东盟合作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新的增长极,从而促进东亚整体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资本扩张则是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层动力与理论基础。
三、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生产力互利发展与区域内资本扩张
中国与东盟国家要么陆上相连,要么海洋邻接,在空间上连为一个整体,同处于太平洋西岸,是太平洋经济圈和印度洋经济圈的结合部。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适时提出,为区域内产业结构重组、生产力空间布局、区域内资本扩张提供诸多便利的条件。
(一)地缘临近:具备合作的便利性
首先说广西。广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广西有8个边境县、市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3个边境省接壤,边境线长637公里。双边沿陆地边境有5个国家一类口岸。它们是东兴—芒街、凭祥一同登、友谊关一友谊关、水口—驮隆、龙邦一茶岭。此外,还有7个国家二类口岸和25个边境贸易互市及沿海有4个贸易码头。广西与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逐年上升,越南已连续7年成为广西对东盟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国。
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对广西对越南乃至对东盟国家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里,广西扮演的角色是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双向交流的桥梁。广西成为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桥梁是毋庸讳言的。东盟国家中最有条件利用博览会平台的就是越南。地缘上的接近、文化传统上的许多相同之处、交通的便捷、经济的互补、甚至广西壮族与越南京族语言上的相似等多种原因,使得越南参加博览会。十分便利。越南既可来南宁推销产品,增加出口,又可来南宁招商引资,引进技术。
同时,广西也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的桥梁。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通过中国南宁的货物进出口也变得便利。随着经济的发展,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商品中的桥梁作用将变得更加明显。
其次说云南。云南涉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及“两廊一圈”中的西廊,即“昆明—河内一海防”经济走廊。“昆明—河内一海防”经济廊内有着10多个大大小小的口岸,其中河口与老街、天宝与清水河、金水河与马鹿塘是经济走廊内三对国家级的口岸。
近10多年来,云南与周边国家都十分重视边境口岸的建设与发展,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发展生产、经营、基础设施,推动了口岸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通道功能发展为综合型多功能的,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货物过境运输、免税仓库、免税商店、展览会、交易会、生产企业、进出口商品加工、国内外公司办事处,口岸集市、基础设施投资、服务、旅游、酒店、娱乐文化等各行各业在口岸得到迅速发展。
再次说广东与海南。广东与海南主要涉及“环北部湾经济圈”经济合作。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的海口、洋浦、八所、三亚港,都是北部湾区域内的海上交通要道,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东盟双方经济合作的推进,各项交通基础设施将得到不断完善,合作将日趋紧密,“泛北部湾”的地缘邻近性将进一步凸显,陆海通道将更为便捷,为双方合作奠定扎实牢固的基础。
(二)产业合作:增强互利共赢效应
中国—东盟双方在经济合作各方面都存在者很强的互补性,而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水平方面,互补性更强,有利于加强技术协作,互相开拓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区域内产业转移与承接,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广东、马来西亚等产业发达地区正处于加快产业转移速度,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广西、云南、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融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相互之间的特色优势,实现产业的迅速转移和承接,进而达到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实现生产力互利发展和利益共赢。另一方面,在一些传统的合作领域,如旅游、贸易与物流、矿产与能源、海洋产业、海洋开发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各方依然具有很强的产业合作与开发空间。
从次区域的合作层面看,由于我国珠江三角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已经形成了发达的产业优势,与广西、云南以及越南的产业互补明显,因此,“泛北部湾次区域”内将出现三级产业分工梯队。第一阶梯是珠三角、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第二阶梯是我国广西、云南、海南;第三阶梯是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珠三角的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电器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和服务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竞争力,比较优势明显,呈现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态势。
(三)要素流通:投资贸易便利通畅
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积极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各方正在优先制定便利化措施,相互简化出入境手续,推进一站式通关,降低并统一区域内与货物贸易相关的通关、检验检疫、运输、仓储等收费标准,建立健全区域内银行间跨国结算机制,促进区域内人员、货物、资本等要素的快速便捷流动。
2008年2月21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实施,将广西沿海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区来统筹开放开发,并建设成为“重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区”,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创造条件。为此,广西方面确立了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
近期目标有以下六项:(1)实现货物通关便利化;(2)实现人员签证手续简化和通关便利化;(3)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基本对接,增加互相之间的航空、海港的航线、航班,形成海、陆、空交通枢纽的雏形;(4)实现降税计划目标;(5)建立常规化、有效的协调机制;(6)实现北部湾新区的率先发展。
这些措施必将加快要素流通,便于投资贸易,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便于区域内资本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契机,实现率先发展。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浦东新区开放开发为契机。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长三角经济圈。到20世纪末,我国沿海形成了以“两角”即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主导的发展格局。
进入21世纪,我国沿海经济发展呈现新的特征,形成“两湾”新格局。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将带动环渤海地区和辽东南地区的发展,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将带动我国广西、海南、粤西地区乃至带动云南、贵州的开放开发,并促使我国沿海开放开发格局逐步从东南沿海向沿海整体方向的转变,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更为深入、全面和协调。“两湾”新格局的营造及其形成,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资本扩张理论指导实践的继续。但是,从资本扩张的角度观察,这里面呈现出两个新转变:
1.第一个转变: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式从当初的“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式主要是“引进来”,即引进外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都是属于“引进来”阶段。此阶段,主要是营造一种氛围,让外部资本(外国资本及我国港澳台资本)能够比较好的进入我国,寻找价值和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的增殖和扩张,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向前发展。但随着对外开放的目标指向的转变,“走出去”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走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基地,包括拓展海外市场,建立生产基地,扩大海外投资,开拓能源基地,扩大资源合作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后都是属于“走出去”阶段。此阶段,我国自身的资本发展不仅有了巨大的量的积累,而且有了质的飞跃:诞生并成长出一大批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外汇储备也有了飞速的增长。这就需要国家导引方向,为这些资本寻求出路,需要营造另外一种氛围,让国内的这些资本进行增殖和扩张,因此,“走出去”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找到了准确、合适的定位,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2.第二个转变:我国对外开放的途径从经贸关系和经贸、产业领域的开放,向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一体化转变。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为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在经贸关系的开放上,以吸引外资,扩大贸易为主要目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为第二阶段,随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和外资吸引量的迅速提高,吸引外资全球最多,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于是逐步对经贸和产业领域开放。加入WTO以后,经贸和产业领域的开放成为主要途径,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经贸领域包括服务贸易都已经基本开放,产业领域也已经基本开放,投资领域除个别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领域外,也基本开放。以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第三阶段,主要呈现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并且将成为我国下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途径和方式。除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外,中国还启动了与俄罗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国与南非、中国与巴西、中国与澳大利亚及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酝酿或者进行之中。显然,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下一步对外开放的趋势,也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重点。区域一体化是对外开放层次更高,合作更深的形式,使中国经济更加全面的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要素市场流动和资源配置。那些原来在国内市场体系中沉积的不能流通的新增资本一下子打开了流通的渠道。通过区域一体化找到了扩张的土壤与空间而重新获得了生机。因此,区域一体化是解决国内资本体系诸多矛盾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区域一体化,让这些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同台竞技,摸爬滚打,全面博弈,一较高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获得锤炼,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发展和壮大。
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主动运用马克思资本扩张理论的实践成果。划定宏观经济区域,精心营造,让资本等发展经济的关键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由于资本的本性,它会带来横向扩张——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它自身发展经济的质的扩张——科技创新,从而带来生产力的互利发展,带来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乃各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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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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