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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外资优惠政策渐进递推、制度变迁以及区域投资环境日益改善的形势下，一大批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并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跨国公司集聚现象。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基于自身长远战略的考量，在中国逐渐扎根结网，安营扎寨，与区域相关产业建立了休戚与共、互动双赢、共同成长、共同演进的产业生态关系，即所谓“本地嵌入”的现象。并且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部分区域的嵌入呈逐步增强态势，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对跨国公司嵌入性的研究还很不够，甚至有失偏颇。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嵌入性较低，嵌入性不足，普遍存在“松脚性（footloose）”，或嵌入失效问题，这是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实践不符的。第二，人们往往对跨国公司本土化、零部件国产化等比较重视，而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重视不够。实际上，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要比本土化问题更有意义：嵌入性强调扎根发芽，本土化则是入乡随俗；嵌入性强调跨国公司与地方互动耦合，本土化则偏于跨国公司单方适应，因此，现阶段无论对跨国公司本身还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强调跨国公司嵌入性要比单纯本土化更有价值。基于此，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和其中的跨国公司，通过对相关理论系统整合和大量实地考察，力争揭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嵌入性及其演化规律，为更好地实现与跨国公司双赢提供理论依据。

    “嵌入”（embeddedness）一词，最早由波兰尼在《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提出。他指出个人的经济动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里的，经济行为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自此之后便有其他学者陆续提出相关的看法，嵌入概念在社会组织、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对嵌入概念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Andersson在以瑞典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的78家子公司为样本对总部控制与子公司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把子公司的嵌入分为内部嵌入和外部嵌入，实证表明，外部嵌入性越高，母公司的控制度越低；内部嵌入性越低，母公司的控制度越高。Dicken讨论了垂直整合形态跨国公司与地方的接轨嵌入问题。在这种本地嵌入的观点中，跨国公司的研究不再只是探讨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协商，而是探讨东道国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如何改变或转化跨国公司的分厂。Quince和Whittaker在研究不同本地嵌入程度对企业的市场结构、创新活动、成长和全球导向等方面的比较影响时，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本地化率、劳动力本地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比率来衡量本地嵌入性。Hochtberger、Zademach和Grimes研究发现，不仅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本地嵌入性，而且与全球外部网络的联系和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的联系，都对子公司的竞争力有影响。Whitel对位于爱尔兰共和国软件产业集群的跨国公司进行了典型案例研究。他认为子公司的本地嵌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本地的连接关系。二是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演化与扩张。也就是说，子公司与本地的联系越广泛和紧密，子公司自身在本地成长就越好，子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越高。Andersson和Forsgren把本地嵌入发展出业务嵌入和技术嵌入两个维度，实证结果表明，子公司的外部嵌入性影响其成为重要角色的可能性，并且作为子公司影响母公司的一个先决条件。

    中国学者对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项后军研究了跨国公司的“松脚性（footloose）”，即跨国公司与当地联系少、易外移、溢出效应有限等问题。赵蓓、莽丽从嵌入性角度分析了外资与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杨飞以珠三角东莞市清溪镇ICT产品集群为例分析了“嵌入型”集群中外资企业扎根失效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嵌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尚待探讨。比如，跨国公司嵌入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确定跨国公司嵌入的分析维度，跨国公司嵌入具有怎样的演化规律等问题至今尚未有人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缺乏对跨国公司在华嵌入性的研究。

    在新经济社会学、新产业区理论、企业网络、产业集群理论等研究中，“嵌入”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但各学科对它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本文在借鉴各学科对其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跨国公司嵌入定义为：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形式在东道国投资，建立独资、合资或合作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建立各种正式联系、非正式联系，在当地结网、扎根，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第一，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网络（体系）发生经济连接关系和社会连接关系的行为，比如在当地投资，在当地采购，帮助社区进步，行使社会责任等。第二，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网络、制度等融入、根植到当地经济社会网络中。比如，先进的管理理念、制度与体制在当地扩散传播、技术在当地转移、溢出，同时跨国公司也受到当地传统文化等的深刻影响。

    这里还需要澄清跨国公司嵌入性与本土化的区别。一般认为，跨国公司本土化是跨国公司为适应东道国独特的文化和社会习俗、意识形态以及独特的明规则或潜规则，将生产、营销、管理、人事等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经济中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要入乡随俗。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嵌入性远比跨国公司本土化内涵丰富的多。嵌入性强调扎根发芽，本土化则是入乡随俗；嵌入性强调跨国公司与地方互动耦合，本土化则偏于跨国公司单方适应；嵌入性涵盖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多个方面，而本土化则主要侧重经济技术方面；嵌入性属于跨国公司战略管理问题，而本土化则属于跨国公司策略问题。本土化包含在嵌入性之中，是嵌入性的应有之义，嵌入性之内涵和外延都远远大于本土化。现阶段无论对跨国公司本身还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强调跨国公司嵌入性要比单纯本土化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跨国公司的嵌入分为三个层次和四个维度。三个层次是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四个维度是经济嵌入、社会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据此确定跨国公司嵌入的分析框架。具体含义为：宏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嵌入指的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跨国公司对其嵌入；中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嵌入指的是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跨国公司对这三个区域的嵌入；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嵌入指的是跨国公司对某个具体区域的嵌入。而跨国公司的经济嵌入是指跨国公司在当地持续投资并与本地企业之间持续而稳定的产业关联性，包括原材料采购供应及其上下游产品供应的本地化程度、与本地产业的接口等等。跨国公司的社会嵌入性是指企业间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人力资源的本地化程度。跨国公司的体制嵌入性是指跨国公司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联系和影响程度以及对当地制度变迁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嵌入是指跨国公司与地方企业间技术关联性，包括对本地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对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这一分析框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跨国公司嵌入的全貌，体现了对其他分析维度的系统整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也更加符合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实际情况。 

责任编辑：芯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