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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遭遇的“两难”日益增多，对调结构的关注在2010年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调结构早已成了政策文件的常用词，亦是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但要化为实际的战略，仍然征途漫漫。

    何以大家明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近几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但是这一模式却仍然还在不断加固？依笔者看，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虽然早在2005年就已经通过了“非公36条”，但这一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直到近期，国务院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次出台了新的鼓励民资发展的36条意见。如此一来，中央财政的多数资金和大面积的优质项目，被“中字头”和“国字头”的企业收入囊中。可以说，正是在向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过去这些年我们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再者，银行系统在当下的大环境下，总是倾向于对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这就使得每年少则两三万亿、多则近十万亿的银行新增贷款，大部分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获得。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有些地方官员以政府信誉和财政作为担保，银行动辄为企业安排数千万、甚至数十亿的信贷支持。

    而过去的十年，恰是中国银行资产快速膨胀，货币泡沫不断滋生的时期。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存贷比不至于失衡，寻找“优质客户”的最便捷方式，还是非有政府担保的企业莫属。巧合的是，房地产在这十年中逐渐演化为各省市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因此成了房地产泡沫膨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于是，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堆积的一个重要表象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信贷规模的屡破记录。

    最后，虽然一再被诟病，可在多种条件的制约下，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还是以GDP为第一目标，地方政府面对所谓的科学发展和眼前利益的选择，总割舍不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最明显的例证是，在2008年底中央政府启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各个地方不断上项目的速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某省在今年初所抛出的两年12万亿投资，算是对这一怪相的最新注解。这就使得行政调控在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控面前成了花拳绣腿。之所以2004年之后的历次房地产调控几乎都半途而废，其根源亦在此。因为，离开了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配合，再严厉的宏观调控也难免“空调”的结果。

    整体来看，在工业化进程处于中间阶段、城市化必须加快步伐的基本背景下，追求经济增长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超高房价已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大拦路虎、投资占GDP之比已经接近70％的情况下，如果还是继续以信贷和投资双堆积来维持经济增长，那只会让中国经济距离健康平稳的发展道理越来越远。

    回到短期来看，在经济增长新引擎尚未出现、房地产调控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为了避免宏观经济“硬着陆”，统筹把握投资，就显得尤其重要。如何在制度层面，改变投资主体，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融资发展，当是接下来有关部门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