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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揭示了粮食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当今世界，一方面是饥饿威胁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几亿人口，另一方面少数发达国家粮食生产“过剩”，产品滞销，耕地休闲。粮食安全是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一、粮食安全的内涵

 

    “粮食安全”是本世纪70年代中期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其内容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4月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总干事爱得华·萨乌马提出的新概念，其内涵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其实质是三个目标：①确保足够的供应数量；②最大限度地稳定市场；③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们都能获得粮食。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焦点的动因是1972--1974年爆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这次粮食危机使世界粮食库存锐减，粮价飞涨。

 

二、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分析

 

    衡量粮食安全水平的标准，FAO、世界银行及各国粮食经济界不尽相同，但一般都选用粮食外贸依存度、粮食储备、粮食产量的变差系数、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等几项标准来分析。

 

    （1）粮食外贸依存度（a）

 

    所谓粮食外贸依存度，即为假设粮食供需缺口全部由进口来弥补，粮食缺口占总需求量的百分比，就是一个国家的粮食外贸依存度。如果一个国家对国际粮食市场依存度提高，粮食的安全程度相应降低。由于国际粮食市场集政治、经济、自然的影响及各国资源、人口、经济水平、贸易环境不同，所以a值的大小并不能作为统一的标准。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a值远远低于小国家。一般a＜5％表明粮食基本自给，a≤10％表明粮食供给基本处于安全状态。追求a=0，对于农业资源紧缺的国家需付出高昂的代价。

 

    本世纪80年代我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由1980年的8.5％降至1990年的0，90年代呈上升趋势，1994年为5.7％, 1995年再次降为0。但根据预测，我国未来的几十年中粮食外贸依存度将会增加。

 

    （2）根食储备

 

    根据FAO的定义，粮食储备是指：在新的作物年度开始时，可以从上一年度收获的作物中得到（包括进口）的粮食储备量，称作“结转储备量”。它包括周转储备和后备库存两部分。周转储备是保证从产地或进口地平稳顺利、连续不断地得到供应并周转到加工厂，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储备。后备库存是一个国家除去周转储备和完全用于战略目的而进行的储备以外的全部粮食储备。

 

FAO在本世纪70年代末提出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最低储备率，即世界谷物储备量至少要占世界谷物需求量的17％--18％，其中周转储备为12％，后备库存5％--6％。然而这个最低储备率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当出现作物歉收时，不论储备粮在何处都能够完全调出和很容易得到；其次17％--18％仅仅用于防备一次性歉收，而不考虑两年及两年以上发生连续性歉收；另外储备的不同品种谷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我国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并储有足够规模的粮食。但由于受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中央与地方、产区与销区利益相互摩擦，仓库布局不合理，市场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储备粮做到“完全调出和容易得到”是有一定困难的，特别是有的地方出现了专储粮库存不实的现象。另外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大米占较大比重，且小麦、玉米对大米的替代性差，很难用小麦、玉米的库存来平衡大米的短缺。

 

    （3）根食产量的变差来数

 

    农业和工业的最大差异在于投入与产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由于受自然条件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年际间有较大的波动，其波动幅度用下式表示:

 

我国本世纪60年代CV为5.5％, 70年时CV为2.5％, 80年代CV为3.4％, 90年代CV为2.2％。我国粮食产量的变差系数呈缩小趋势，粮食安全水平在提高。但是产量的波动不仅仅取决于自然因素，与政治、社会因素也有很大关系。也就是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程度与该国的经济政策及社会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

 

    （4）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

 

    在粮食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程度主要取决于低收入阶层粮食需求满足状况。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饥饿和贫困，即使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据统计，我国还有6500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近5％。这个比例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解决全部人口的温饱问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从以上四个标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粮食安全程度比较高，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稳定打下了基础。但并不能说我国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据预测我国粮食外贸依存度趋于增大，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粮食流通体系未形成，粮食产量的变差系数受政策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艰苦的脱贫工程等，都是我国粮食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三、中国粮食安全的预测

 

    （1）波及全球的“布朗旋风”

 

    1995年波及全球的“布朗旋风”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极大关切，国内外经济学专家悄然兴起了“中国粮食供需预测热”。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第9-10期）上发表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布朗先生着重从经济发展、环境恶化、资源制约、人口增加及供求趋势等角度出发。其前提是假设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工业化，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到2030年中国谷物需求量将达到4.79--6.41亿吨，而总产量将减少1/5，因此将出现2.07--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世界谷物出口总量（2亿吨）的1--2倍。②中国有足够的外汇购买粮食，但没有足够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世界粮食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③由于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加剧世界贫困，粮价上涨，政治动乱。④中国人口对中国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⑤食物短缺将取代军事入侵成为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布朗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环境学专家，虽然他在大学攻读农学，而且曾在美国农业部任过职，但是，毕竟不是经济专家。他是从技术角度分析问题，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上进行预测。实际上布朗先生提出了两个间题，其一是“谁来养活中国”？其二是“谁也养活不了中国”，虽对中国的国情不十分熟悉，而产生一些偏差，但他的“未来中国粮食观”为中国敲了警钟，起到了向中国粮食政策的制订者发出紧急呼吁的作用。

 

    （2）乐观派的供需平衡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用全球食品供求预测方程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35个国家17种商品进行预测，其结论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不大可能成为粮食进口大户，中国对全球不会有大的威胁。但是中国粮食的供求平衡最终取决于政策的制订，如果发生失误，就有可能出现布朗所提出的分析结果。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署弗里德里克·科鲁克先生认为：作为长期预测必须把市场经济中自我校正机制的作用作为主要因素之一，而布朗先生的预测则忽视了这一点。另外，由于中国最新公布的实际可耕地面积（1.39亿公顷）较1990年的统计面积（9540万公顷）多40％，中国的粮食产量还有很大开拓余地。21世纪中国只会进口适量的谷物和饲料，不至于大量进口。

 

    悲观、乐观众说纷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悲观不可过份悲观，乐观不可太乐观，立足国内，适量进口，这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国策。

 

四、中国粮食安全流通 

 

    前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白美清同志在1996年9月的粮食工作经验研讨会上指出:“研究粮食供求规律，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掌握总量平衡，是稳定粮价、稳定市场的基础”。工业高速发展，人口增加。保持粮食生产稳定、持续发展，实现总量平衡是粮食安全流通的关键问题。到2000年中国人口约13亿，若人均按385公斤计算，需求总量为5亿吨；2010年中国人口将增加到14亿，若人均按390公斤计算，需求总量5.46亿吨；到了2030年，人口将达到峰值，即16亿人，若按人均400公斤计算，需求总量为6.4亿吨。建立粮食供给体系，保证安全流通，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1）中国九的“米袋子”决不能来在别人的“战车”上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都应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利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瑞典的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的解释：在国际贸易中，各国的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察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他稀缺要素的产品。

    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力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这种转变引起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地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因此，除美国等少数土地丰裕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化中期，农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农产品开始进口。在工业化后期，国内具有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或者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农业结构升级。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工业化中期，不是能不能增产粮食，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产粮”和“买粮”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但是，中国不同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从1984年--1995年的情况看，粮食总产量及人均产量，各地区变动不一致，有的地区减少，有的地区增加。全国基本能维持总平衡，这种“大国效应”，将会降低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也是粮食安全流通的因素之一。

 

    粮食这一商品带有政策性，称其为“政治商品”并不过份，“大国效应”是我国粮食安全流通乐观的一面；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都会造成粮食供给不足的威胁。粮食贸易本不应受国与国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但是本世纪50年代粮食禁运作为制裁手段屡见不鲜。80年代美国曾以粮食为武器对前苏联实施禁运。粮食处于“买方市场”尚且如此。如果真的像布朗先生预测那样，中国的粮食缺口大量依赖于国际市场，粮食变为“卖方市场”。中国人岂不是把自己的米袋子系到别人的“战车”上了吗？中国的粮食供求战略必须是“国内基本自给，国外适量进口”。

 

    （2）政出多门，互相牵制，不利于粮食安全流通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是由农业部负责，粮食储备是由国家粮食储备局负责，粮食进口是由专业外贸公司实施，“米袋子”是由省长负责制。这样决策机制不畅，政出多门，互相牵制，难以协调，对市场预测不准。特别是近几年，本来粮食主产省、区经济发展相对慢一些，然而，粮食积压或奉命调出造成经济损失，挫伤产粮省的积极性。粮食紧张时产区待价出售，粮食充裕时销区先调入缓付款或拖欠款。在储备方面，挪用储备粮，储备信息失真，是十分危险的。

 

    粮食安全流通必须有法制约束，在理顺管理机制的同时，应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法。法制不健全，体制不完善，受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制约，储备粮就很难做到“完全的调动和容易得到”。

 

    （3）粮食物流系统的建立是安全流通的保降

 

    粮食物流技术的发展及物流系统的建立，必须与粮食的供需相适应，特别是我国粮食由产区向销区供应，产区与产区之间的品种调剂，进口粮向国内输送，出口粮向沿海港口输送，必须形成合理的粮食物流系统使其货畅其流，才能保证流通安全。以港口库、骨干库为中心，辐射收纳库，利用江海联运、水陆联运、铁路公路联运。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改善中国粮食流通》项目即将形成的东北走廊、长江走廊、西南走廊的基础上，合理规划，科学分析逐步形成贯通全国合理的几大粮食物流系统。这里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改建和新建粮食专用码头、仓库及制造粮食专用运输工具和装卸设施。这项巨款投资的重要性不次于兴修水利等农业生产投资。

           

                                              责任编辑：麦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