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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和机遇。珠三角面临着原有低水平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竞争能力逐步降低的困境，但也意味着挖掘消费、推动非国有中小企业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遇，持续的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将推动珠三角进入脱胎换骨式的发展轨道。一是通过土地证券化全面提升农村居民财富水平并以此扩大消费需求甚至非国有投资需求；二是通过外向型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和自主创新；三是通过与外向型经济相结合的区域性外汇市场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此构筑面向境内外的金融中心地带，进而真正实现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式，土地资本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

一、引言：全球经济再平衡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挑战

　　各种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已经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开始企稳复苏，但距摆脱经济萧条尚早，表现在GDP环比增速改善，但同比增速仍未转正。虽然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较低，复苏的过程也许缓慢（IMF2009）。从全球经济结构看，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国更多地消费、消费国更多地生产。这在美国国内层面的反映是，一方面，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其储蓄率呈上升态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经济形势在好转，美国就业状况并未改善，2009年10月失业率创下危机以来的新高（10.2％）。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经济动力的美国消费的复苏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世界经济再平衡在国际层面的反映是，在经济复苏进程中，消费国更多地出口，生产国则更多地进口。可以观察到，危机过后，美国出口的恢复显著快于进口，贸易赤字显著缩小；而德国的情况则与之相反，2008年以来，其进口的恢复快于出口，贸易顺差缩小的趋势明显。但是，再平衡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以平均汇率折算，2008年，中国、德国、印度和日本四国的私人消费总和仅相当于美国的70％。这意味着，即使生产国调整需求结构，在吸收国内巨大产能的同时增加对外需求，也将是缓慢的过程。

  　未来流动性前景决定于政策退出状况。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范围内的政策退出有三个特点：一是资源国（澳大利亚、巴西）、制造国（印度）的退出早于消费国（美国、英国）；二是货币政策退出早于财政政策。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针对通胀，财政政策则主要针对就业和产出，而作为滞后指标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决定了财政政策难以完全退出；三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退出早于价格型工具。原因在于，前者是通胀预期和通胀的直接诱因，而后者大体是对通胀的滞后反应。其中，数量型工具主要包括央行直接为商业机构融资、直接购买国债和其他债券，除英国外，这些政策已经实实在在地退出。

　　由于面临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海外需求对我国产能的吸收能力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的出口拉动力在下降。表现在随着海外需求的复苏，出口虽然已经企稳回升，但很难恢复过去20％以上的高增长，未来将呈温和增长态势，原因在于：第一，发达经济体复苏的有限性，特别是失业率依然高企降低了消费拉动力；第二，居民部门去杠杆化尚需时日，消费信贷很难再短期重现繁荣；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量萎缩，意味着“蛋糕”在变小，切取“蛋糕”的难度却在增大。另一方面，中国需求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更加吃重，或者说投资仍将担当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投资过快增长已经造成了资产价格走高、信用风险过快上升和国进民退等长期经济结构问题，且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峰会将在事实上对中国的投资增长构成严重冲击——投资越大意味着我们沿着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增长模式走得越远，受到遏制的可能性越大。

　　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突出代表，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将必然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沿着扩大内需、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路出发，有理由认为，金融体制改革和探索是珠三角再度领跑全国的必由之路。一是通过农村土地资本化改革形成居民财产性收入并由此持续扩大消费需求，以吸收珠三角已经形成的巨大制造业产能；二是通过外向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实现中小经济主体融资结构多元化，以推动自主创新并提升珠三角的经济活力；三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以输出资本，以珠三角为前沿率先完成中国国际性金融中心区域建设，并真正实现珠三角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型。

二、扩大消费需求的变革支柱：农村土地资本化改革

　　（一）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潜力。

　　从近年情况看，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大起大落，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一直较为稳定（见图1）。有理由预计2010年这一趋势仍将延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6％，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4.2个百分点。

 

 

　　二是人均GDP已在2008年突破3000美元的门槛，根据国际经验（譬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大消费时代”即从人均GDP3000美元起步），这或意味着消费需求将加速上升。

　　此外，居民负债扩张的潜力巨大。根据我们测算，2008年末我国居民资产总值约为76万亿元，而个人消费贷款（负债）不到4万亿元，负债率为4.9％。因此，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较而言，我国居民的负债水平都很低，未来负债扩张潜力巨大，消费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真正的消费主力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

　　当前，真正的消费拉动力体现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原因在于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城镇居民1999----2000年间的收入水平——这正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第一次消费升级的开始。未来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值得期待。随着收入结构的变化，城镇较高收入家庭与部分农村家庭的耐用品消费由家用电器向家用汽车、旅游、娱乐消费等扩张。

　　然而，问题在于消费函数。我们知道，根据Modigliani（1986）的生命周期学说，消费函数取决于财富和可支配收入。尽管该消费函数极其简单直观，但所体现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显著的（见图3）——我们可以按照三种方式提高消费：如果居民消费的初始点为A点，对应的消费水平为C0。第一种办法：从A点向B点移动，即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对应的消费水平为C1；第二种办法：改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使得居民收入不发生变化，但其变得更愿意消费，即消费曲线发生偏转，变为直线C，A点对应的消费水平为C2；第三种办法：提升居民的财产存量，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发生变化，但消费曲线向上平移，即变为直线D，A点对应的消费水平为C3。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在于第一种办法——直接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而2009年的刺激消费政策所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依靠家电补贴和汽车购置税减免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2010年需要采取第三种办法，增加居民财富存量以提升消费层次。

　　问题是，城镇居民财富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和储蓄存款，关键在于农村居民财富存量的上升。这就牵涉到农村的主要财富——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制度改革，且唯有通过金融市场才可能动员这部分财富发挥提振消费的作用。当然，只有土地流转更加便捷顺畅，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才能够得到低交易成本式的发展。

 

　　（三）财富和土地制度变革。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经过30年改革，价格双轨制存在的领域有两个：一是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如成品油、电力、自来水），在此不论；二是土地转让——我们可以用计划价实行土地征收（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再以标准的市场拍卖方式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其结果是财富所有权从农户集体所有转化为政府所有，价差为政府获得。因此，如果试图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存量，唯有改革土地交易模式并引进金融市场。具体改革的方略是：建立农村土地用益权的区域性证券化市场，形成农村消费新增长点。

　　第一，以股份合作制或股份有限公司方式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从城郊向农村腹地推进的方式改革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村镇内部的划分机制，应按照单位化、标准化方式，把集体土地进行等额分割，以土地用益权证方式量化到每一农户及农民。

　　第二，逐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改革现有按照土地产出核定补偿标准的征地模式，在现有征地模式基础上，探索集体土地以获得可持续分红的权证形式（量化到农户个人的土地股权）参与城镇建设投资的新形式，既减少城镇建设中的一次性成本支付，又使农户可以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在此，必须改革集体所有制形式，把所有权量化到个人，当土地使用性质在法律允许框架内发生变更时，必须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式的治理——一股一票，2／3多数同意方可实施；既能改变现有的村干部内部人控制局面，又可避免钉子户出现，还可以改善村镇治理中的诸多不公平社会现象。

　　第三，上述两种土地用益权证都可以作为质押贷款或入股农业企业的基本凭证。在核定现有土地产出率和农户土地收益率的基础上，规定土地用益权转让的年度收益率下限，并且每三至五年重新确定土地基准收益率，确保农户获得转让土地用益权的持续性收入，还可以此为基础建立农户养老和医疗保障基金。

　　第四，通过建立区域性土地用益权证交易市场，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此推动高标准建成若干个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促使农户土地收益的持续提高。

　　第五，逐步推动土地用益权的OTC市场和标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第一步，通过商业银行建立的农村土地投资基金，以柜台交易形式向农业龙头企业和一般投资者出售土地用益权集合投资产品，推动土地的集约化开发利用。第二步，逐步在试验区建立全省性甚至全国性土地用益权场内交易市场和衍生品交易市场，以此改革全国农村土地用益权的价格形成机制。

三、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变化：外向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在中国保持10多年10％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原有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中国出口产业的贸易条件随着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而逐步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应的资本输出是今后10年必定发生的经济事件；另一方面，居民持续积累的储蓄和财富形成了巨额投资来源。上述两种结构变化都意味着开放性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珠三角发展的一大机遇。此外，在2009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全国呈现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见图4）和制造业领域的重工业主导局面（见图5）。国进民退与珠三角市场化程度高、民间投融资发达的经济格局不相适应，而重工业主导意味着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和资本密集型经济拉动，而非自发创新。

　　在上述机遇和挑战面前，珠三角应该着力打造面向居民、外资和中小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优化结构，鼓励自主创新。需要注意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基本目标不是建设全方位、各层次、小而全的资本市场，而是发挥在跨境资本流动中的“中间型”资本市场的作用，实现与深圳创业板市场和香港主板市场的合理分工与对接，着力发挥珠三角资本市场的开放型服务功能，最终在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