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原因与影响

　　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因此，珠三角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本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的数据资料来进一步分析。

　　1.创新资金投入偏低。创新资金投入最直接的评价指标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从广东全省来看，1990年B&D经费仅为3.6亿元，2007年上升到405.5亿元，2000--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20.9％。但是，广东省经济规模排名全国第一，而2007年的B&D经费低于北京市的505.4亿元和江苏省的430.2亿元，仅排名全国第三位。从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来看，B&D经费投入强度（指B&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比如，在创新型国家中，芬兰这一比例达到3.5％，以色列为4.71％。广东省的 R&D经费投入强度在2000年之前一直低于1％，2000年之后增加到1％以上，但最高年份也仅为1.34％，2007年为1.30％。相比于沿海主要经济发达省市，广东的B&D经费投入强度明显偏低，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图4）。另外，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到2004年末，在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有3049个，占企业总数的8.8％（全国平均比重11.6％，高出广东3.1％），其中大中型企业的比重为26.6％（全国为38.4％，高出广东11.8％），小型企业比重为6.5％（全国为9％，高出广东2.5％）。这说明珠三角的大部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和研究开发的投入都不足。

　　2.创新人才偏少。创新人才是创新投入最为重要的资源，在整个创新投入要素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因此，新增长理论十分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便为创新活动提供大量的创新人才。例如，2002年以色列每万名劳动力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居世界之首。一般来说，在总人口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数量和比例能够大致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人才的投入情况。自2000年以来，广东科技人力投入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0.7％。2007年广东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45.2万人，排名全国第一位，其中R&D人员达20万人，首次跻身全国第一。但是，广东省每万人口（指常住人口）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仅为47.8人，略高于全国34.4人的平均水平，明显低于沿海主要经济发达省市（图5）。因此，创新人才偏少成为制约珠三角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瓶颈。

　　3.创新产出水平偏低。专利的受权量，尤其是发明专利的受权量是创新产出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为企业带来利益的最直接产品。从广东全省的情况来看，2007年广东省专利受权总量达到56451件，已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其中：发明专利为3714件，实用新型专利为21636件，外观设计专利为31101件。但是，从专利构成来看，广东省的发明专利在专利受权总量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在90年代这一比例低于2.0％，近年来略有升高，达到5.0％左右，2007年为6.6％。但是，在全国主要发达省市中，广东省发明专利受权量的比例仅略高于浙江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图6）。这种专利构成关系说明珠三角的创新水平层次偏低，也说明企业难以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珠三角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和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三方面。首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降。新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由于缺乏技术进步这一推动力，珠三角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根据相关统计资料的数据分析，1979--1991年广东省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6.3％，当时远远领先于上海、江苏和浙江等沿海省市；而在1992--2002年，广东省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基本保持在原有的水平，而此时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省市的劳动生产率则大幅提升，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广东省。2003年以后，广东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出现大幅下降，2003--2007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幅仅为11.5％，小于江苏省的19.4％和浙江省的14.9％。

　　其次，低成本路径依赖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数据，1995--2000年，在全部2817万15岁及以上跨省流动的就业人口中，珠三角流入1166万人，占到41％的比例（张为民等，2004）。一般来说，跨省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较低，平均教育年限为8.9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其中的60.7％进入了制造业部门（彭连清和詹向阳，2007）。事实上，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力1135制造业技术含量较低，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并不高。一方面，从内地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持续进入，为低技术的产业资本提供了充足的要素，强化了拥有低水平技术厂商的预期；另一方面在大量厂商仍然使用低水平技术的条件下，也使得当地劳动力的预期得以强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较小。因此，低技术水平的外资与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张涛和张若雪，2009）。这种低成本路径依赖导致了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具体表现在上文中提到的三次产业结构转换缓慢、支柱产业的技术升级缓慢以及产品技术含量与品牌竞争力低等多方面。

　　最后，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珠三角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经济运行的抗风险能力不强。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对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缺乏应变能力。例如，2000年后，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推行环保治理和实行内外资税率统一等一系列政策出台的背景下，珠三角“三来一补”的港资企业普遍感觉到巨大的经营压力。尤其是2003年的“民工荒”问题导致珠三角大量中小型企业停工和停产（毛艳华，2007）。再如，在2007年国家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政策紧缩方案出台后，珠三角企业面对巨大的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上升压力，但产品因缺乏核心技术而无法提升销售价格，导致许多加工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收窄。因此，近年来，珠三角的服装、家具、玩具、金属粗加工、塑胶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经济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由于国内外市场的萎缩，珠三角一些以加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更是受到全球的关注。

四、实现转型的政策建议

　　现代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Romer，1990）。事实上，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报告（World Economic Forum，2005）指出，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时代，国家或地区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创新，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实现向创新推动的增长阶段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讲，推动，珠三角增长模式转型就必须提高该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1.构建区域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内生的，并试图用内生的因素如制度环境等解释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温加斯特和格雷夫等都从世界历史演进的案例中论述了制度变革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即所谓的“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吴敬链，2003）。以弗里曼（Freeman，1987）和尼尔森（Nelson，t993）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宏观学派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组制度，制度的设定和功能是决定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创新系统的相关要素包括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等主要要素，也包括各级培训机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辅助要素。对于珠三角地区来说，构建区域自主创新制度环境就是要促进区域内外各个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提高创新资源投入、促进创新要素流动、鼓励创新主体合作和加快创新成果产出等方面，政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从区域知识效能、创新人才和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量化目标和衡量指标，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结构、要素、目标、规划、战略以及绩效进行评价。在珠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由于涉及到跨地方行政边界的创新要素流动问题，因此，加强行动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促进区域内外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创新效率，是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

　　2.创新科学园区的发展机制与管理体制。技术创新综观学派的代表波特（Porter，1990）认为，国家的竞争力反映在企业的创新能力上，政府应该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事实上，由于波特强调产业集群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产业的创新环境即是各式各样的科学（产业）园区。纵观世界著名科技园区，它们都拥有各自特色的创新机制，扮演着国家（或区域）创新空间的载体功能。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有限资源，无限创造”的概念来发展工业，将成本效益分析与知识经济的高效率融合作为设计和发展工业园区的关键方式，通过创新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推动产业升级，成功地推动了新加坡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向知识型经济国家的转型。珠三角拥有深圳、中山、广州、惠州、佛山、珠海等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东莞、江门、肇庆、佛山等4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全国高新区最多的区域。但是，从发展过程来看，这些国家高新区目前正处于由产业主导向创新突破的转换阶段，在推进高新区阶段转换中，存在体制惯性、原有发展路径依赖、价值链低端锁定、企业“扎堆”、边界“阴影”等各种界面障碍旧政，张克俊，2006）。因此，必须加快园区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推动珠三角各类高新区顺利实现阶段转换，从而带动珠三角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3.建立“官产学”的有效合作机制。技术创新的微观学派认为，根本的经济学问题是生产商和用户的相互作用，创新就是用户和生产商的互动过程 （Lundvall，1992）。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广东省在主要专业镇建立技术创新中心为不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技术支持，很好地满足了专业镇产品换代和工艺设计对技术的需求。但是，这种以专业镇创新中心为平台的“产学研”合作更多的是针对行业共性实用型技术的开发上（王珺，2005）。从上述广东省专利受权量来看，专利受权总量快速增长但发明专利的比例明显偏低。因此，仅仅停留在共性实用型技术层面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需求，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探索更有利于核心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新机制。日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半导体、显示技术、新材料和环境产业等领域的全球技术领先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动下的由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民间企业与公共科研院所合作成立“研究组合（Research Consortium）”这一“官产学”机制（周程，2008）。珠三角应充分利用“省部合作”和“省院合作”的有利条件，率先组建“官产学”战略联盟，由政府推动行业内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大型企业集团与公共科研院所紧密合作，针对行业的基础性和共性技术难题，将目标锁定在10到20年内有实用化可能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上。通过在若干行业领域的重点技术突破来加快实现由“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的转变。

责任编辑：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