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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珠三角增长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对经济增长模式相关概念和经济增长理论相关文献的回顾基础上，对珠三角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与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描述，并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珠三角增长模式的形成原因和产生影响，文章最后提出构建区域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科学园区的体制机制以及促进“官产学”的有效合作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推动珠三角增长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增长模式，转型，自主创新，珠三角

一、理论回顾与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探讨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按其增长模式的不同，区分为“起飞前的阶段”、“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三个阶段。在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实现；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资本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积累驱动，而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相应地，战略学家波特（Michael E.Porter）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根据世界各国竞争力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把上述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分别概括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前苏联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的论述，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并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或者粗放增长）；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叫做内涵增长（或者集约增长）（吴敬链，2006）。

　　对于发达国家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索洛（R.M.Solow）和斯旺（Trom W. Swan）提出的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进行了开创性的解释，认为美国现代经济增长中投资不是关键的因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以罗默（Paul M.Romer）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将技术进步看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认为主要工业化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成功地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 （NIEs）增长源泉的计算表明，这一地区产出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并不是技术进步（或者效率增加）的结果，与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存在很大地差异（Kimandlau，1994）。在克鲁格曼看来，这种依靠高额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的增长将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递增的问题，并断定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增长将无法持续（Krugman，1994）。事实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大批外资撤出，进入了长时期的停滞。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珠三角）已经保持了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本地GDP增长率在1978--2007年间平均为21.2％。但是，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粗放增长的特点，过度的出口依赖和创新能力不足是珠三角目前和将来所要面临的困难。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实现经济起飞的地区，珠三角30年来的高速增长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而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特点，这种增长方式因此曾被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Young，2000）。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尤其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珠三角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其增长模式及其转型问题更显突出。2008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指出，珠三角地区必须改变过去依靠要素投入和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根据现代增长理论和基于发达国家的转型实践，珠三角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型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是目前广东省努力推进“三促进一保持”战略的核心内容和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手段。

二、特征与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1978年，本地GDP为97.5亿元，到2007年达到25606.9亿元，占广东全省GDP比重的79.7％。珠三角以占全国3.6％的人口和占地不足0.6％的土地，创造出了经济总量（GDP）占全国比重高达10.3％的经济奇迹。但是，珠三角近30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模式。

　　首先，经济增长过渡依赖工业，造成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滞后于GDP的发展水平。根据统计数据，2001--2007年珠三角的第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7.8％，对GDP的贡献平均达到56.2％，对GDP的拉动作用达到年均8.8％，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07年，珠三角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4：51.0：46.6，就业结构比例为13.1：49.5：37.4，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国家或地区（表1）。根据克拉克、库茨涅兹和钱纳里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越大（何永芳，2009）。2007年珠三角人均GDP为7200美元，相当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同年珠三角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差近17.2％。由于经济发展过渡依赖工业的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导致珠三角的生产性服务功能严重不足和生产过程的附加值严重偏低。

　　其次，经济增长对出口和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珠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口导向。2007年，珠三角外贸出口总额达3540.9亿美元，是1978年的89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6.4％。2007年珠三角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高达181.2％，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105.1％。同样，在利用外资方面，仅2000--2007年期间，珠三角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958.65亿美元，占广东全省份额的88.8％。从广东全省来看，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海关出口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图1）。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对外贸易能够使一个经济体或地区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而提高生产率。但是，珠三角对外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例如，2007年，加工贸易分别占到广东省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63.6％、69.5％和56.1％。根据Koopman等（2008）的研究，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中，国内创造的价值仅占产品价值的18--26％；在涉及外发加工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和电器设备制造业中，这一比例更低于10％。而这两个行业一直是珠三角产值最大和出口最多的行业。因此，珠三角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普遍较低。另外，从事“大进大出”加工贸易的多为外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所需中间品主要通过进口获取，与本地企业联系不密切，难以通过价值链的前后向联系来对本地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因此，“市场换技术”政策难以提高本地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

　　再次，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的基础之上，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不强。从自然资源禀赋来看，珠三角属于资源短缺的地区，能源主要依靠省外流入。但是，珠三角又是高耗能地区，2007年消费了全国8.0％的电力，达到2595.6亿千瓦小时。在200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珠三角九市的单位GDP电力消耗弹性系数均大于1，1997--2007年珠三角九市单位GDP电力消耗平均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珠三角单位GDP增长是建立在消耗更多数量单位电力资源的基础之上的。从单位GDP能耗指标来看，2007年，广东省单位GDP能耗为0.747吨标准煤／万元，约合5.68万吨标准煤／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2》发布的各国单位GDP能耗数据显示，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分别为1.67、2.14和3.42万吨标准煤／亿美元，世界平均单位GDP能耗为3.67万吨标准煤／亿美元。通过粗略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珠三角经济增长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经济发展可持续不强。事实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东省的GDP增长率、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图2）。

　　最后，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效率出现下降的趋势，依靠外延式的经济总量扩张已难以为继。珠三角单位土地面积GDP的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 （HHI）分布图显示（图3），自80年代末期以来的变化轨迹总体是从低到高不断上升至2003年达到最高，近年呈快速向下走势，表明珠三角内部已开始从集聚向扩散阶段转变，也说明依靠自然要素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拉动作用的效应正在递减。事实上，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二个中心城市的本地生产总值近年来增幅明显放缓，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自2003年达到接近57％的最高峰后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珠三角单位面积的产出率仍然很低，2005年仅分别为日本、韩国、新加坡的34.1％、51.1％、3.5％。即使是土地开发密度较高的深圳市，2007年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也仅为3.48亿元/平方公里，而邻近的香港则高达14.62亿港元／平方公里。这说明长期以来依赖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大量投入来获取总量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责任编辑：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