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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共享型经济发展方式是西藏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特征，该发展方式建立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吸纳”的逻辑基础上。为了消除市场机制自发运行带来的西藏及广大藏族群众经济社会边缘化的趋势，国家进行了强力干预。“全国援藏”即是国家行动的重要体现。“全国援藏”的绩效是明显的，有力的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这种模式还将继续下去。

 

　　关键词：西藏，共享型经济发展方式，全国援藏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先天因素的影响，加上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发育程度低下、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等因素，西藏长期处于国家发展的边缘状态。这既不利于藏族人民迈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取向和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在国家强力主导下，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央治藏方略的重中之重。

 

　　目前学界对于西藏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发展问题上，吕鸣伦(1996)、宁世群(1997)、曹宗杰(1996)、李玲艳(1995)等认为西藏应学习发达地区经验走工业化道路，尽快建立工业化体系，胡鞍钢和温军(2001)对此表示质疑，在其看来，西藏的产业选择应以农牧民收益为前提，以农牧业发展为先导，兼顾其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温军(2003)进一步从工业化战略问题和产业同构化问题两个方面探讨了西藏应从工业化战略转变到农牧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同时，他们(2001)还提出了西藏应以社会发展为优先选择，以缩小知识差距和人类差距为先导，最终达到经济差距的缩小；宋洪远(2004)则分析了西藏产业结构]变趋势及结构调整对策；另外，有的学者从西藏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宏观命题入手，得出了具有较高价值的结论，如孙勇等(2001、2008)认为西藏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是双重非典型二元结构，西藏的整体发展要受其影响和制约。上述文献固然能揭示西藏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具体途径，但并未昭示其发展进程和运行机制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共享型增长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发展经济学新概念，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被更广泛的分享，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李中锋、杨明洪(2009)以共享型发展方式来说明西藏社会经济的运行特征，认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共享型特征，即在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在内外变量的作用下，西藏及广大藏族群众都能从地区发展中受益，这样就很好的概括了西藏社会经济运行的固有逻辑和机理特征，遗憾的是，该文虽然阐释了西藏共享型发展方式的内在机制和历史]进，但对于该方式的实现所依赖的路径载体并未作出具体的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全国援藏”这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行动为着[点来探讨共享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藉以抛砖引玉之用。

   

　　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具有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和群体，总是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地位，其自生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如此之弱，以至于面临着被社会淘汰的危险。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倾向于增加而非减少地区间的不平等，这种平等与否的程度与地区发展程度成正比，即愈发达的地区，其平等性愈高，反之则反之；而国家为了总体发展战略和社会稳定，采取积极的措施矫正市场机制的这种负外部性，使不具有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和边缘化的群体重新被纳入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分享发展的经济剩余，最终达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这可以称为共享型发展模式。共享型发展方式的理论内涵即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自带的“经济排斥”及其引发的“社会排斥”和政府矫正所产生的“社会吸纳”的基础之上。[1]

 

　　社会排斥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贫困累积因果论。缪尔达尔(1957)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一般会产生更强的地区不平等，这伴随着低水平经济发展，本身即是进步的主要障碍，使得欠发达地区的贫穷“成了贫穷自身的原因”。[2] 另外，他将市场机制作用分为两种效应，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前者是指区域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从而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达到区域发展的均衡状态；后者是指由于发达地区强大的吸收功能，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被逆向吸引到发达地区，从而加剧区域发展的非均衡。他认为地区发展程度的越高，其“扩散效应”越明显，反之，则“回波效应”明显，并认为发达地区倾向于从欠发达地区吸收人口、资本、贸易资源。而西藏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2008年西藏的GDP为395.9亿元，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699亿元，而且也低于西部12省区平均水平的1，879.2亿元，以2008年人均GDP计，西藏为13，861元，而全国和西部省区的平均水平为22，698元和16，782元，西藏同样处于落后地位。从人均收支状况来看，2008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为4，760.6元，全国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42.9元，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660.7元，而西藏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482元和3，176元，两者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324元和2，149元，这说明西藏人均收支水平与全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据笔者测算，虽然西藏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由世纪之初的80％左右下降到了2008年城镇居民的51.2％和农村居民50.8％，但其还是大大高于全国的37.9％和43.7％。另外，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上，西藏与全国相比也存在相当的差距(见表1)。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西藏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存在着多维度的滞后，在与国家发展的互动中，其资本、人力资源，甚至自然资源等要素总是被吸收到周边较先进地区，而发达地区对西藏的经济溢出效应则不明显，西藏对其他地区的“回波效应”一般总是大于其他地区对西藏的“扩散效应”，缪尔达尔意义上的贫困累积因果和纳克斯意义上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西藏经济发展中均有明显的痕迹。鉴于西藏自生能力的薄弱，其发展瓶颈显然无法通过其内生变量的]进来打破，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外在力量的冲击和扩散，这种外在力量的供给者也必然是中央政府，而体现这种“国家积极主义”① 的主要措施即是“全国援藏”的总体供给模式。

  

　　“全国援藏”，简要的说，即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由各参与主体(中央政府、中央直属部委和中央企业、对口省市)支援西藏建设的系统行动。“全国援藏”的主导者无疑是中央政府，中央鉴于西藏发展所需资源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缺口较大的现实，不仅制定了减轻其负担、促进其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而且针对西藏财政收支缺口大，入不敷出，财政自我平衡能力弱的特点，直接对其进行巨额补贴，截至上世纪80年代末，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一直为负，中央财政补贴占西藏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一度大于100％，据笔者计算，1978年--2008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15％，仅2001年～2008年中央财政补贴即达1，500亿元，中央财政补贴在西藏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础设施薄弱是西藏农牧区基本困难之一，也是导致其发展不稳定和重新返贫的重要原因。[3] 鉴于此，中央对于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巨大，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至关重要的大型建设工程进行了直接投资，例如20世纪末的西藏“一江两河”地区综合开发，21世纪初的117个建设项目，以及西藏“十一五计划”中的180个项目等。

 

　　在中央的号召下，中央直属部委和中央企业以及负担对口援建任务的各省市也积极参与到援藏建设中，其援藏内容主要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以及人力支援等。据统计，“全国援藏”自1995年进入高潮以来，先后共有18个省份，60余个中央部委和17家中央企业参与其中，累计投入资金128亿余元，建设项目6，300余个，共派遣5批援藏干部计3，747人，[4] 针对西藏教育、医疗落后现状，各援藏单位派遣大量的教育、医疗工作者赴藏工作，包括教师、医务人员在内的西藏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由第一批的30余人增加到第五批的140余人。

 

　　在国家支持与西藏发展的过程中，西藏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实现了实物资本投资，依靠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改进了人力资本的质量，通过人力援藏和本地专门人才的培养实现了知识的积累。[5] 这些形成的“合力”推动了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了其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② 最终的结果是西藏及其居民都能从发展的现实中受益，从被市场机制排斥的边缘状态重新回到发展的正常轨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援藏绩效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对“全国援藏”运行模式的肯定，激励着这种模式的深入进行。可以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援藏模式是西藏共享型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实现途径之一，而后者又为完善该模式的持续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二者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中央支持西藏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由财政、金融、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构成。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支持无疑是最重要的。从1980年起，中央对西藏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政策，对西藏的财政补助以1979年决算支出为基数，确定定额补助数额，每年递增10％，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86年；1987年，中央决定实行定额补助，确定将1987年对西藏10％的递增补助分解为两个5％，分1987、1988年两年执行；1988年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取消了每年递增10％的补助办法，改按1987年核定的补助基数实行固定补助，西藏是惟一享受中央定额补助并保持较大增长的民族地区；[6] 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决定对西藏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2001年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继续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中央适当增加对西藏的定额补助，继续执行全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办法。[7]

 

　　如上所述，中央对西藏财政支持的主要手段即是直接的财政补贴，其对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的，其不仅直接填补了西藏财政收支缺口，平衡了西藏财政供给能力，维持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和社会事业的正常运行，而且其与西藏GDP③、人均GDP、农牧民纯收入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杨明洪等(2009)研究，财政补贴与西藏GDP、人均GDP、农牧民纯收入三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0.85、0.56，表明财政补贴每增加1％，三者将增加0.97％、0.85％、0.56％，[8] 另外，中央财政补贴也有效的增加了西藏当地的税收，余振、郭正林(1998)的研究表明，财政补贴与西藏税收的相关系数为0.74，这主要是由于巨额财政补贴引起了西藏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例如交通运输、邮政通讯、商业贸易和旅游服务，而这些构成了西藏税收的主要来源。[9]

 

　　中央对西藏金融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低利率贷款上，“十五时期”，西藏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利率统一比全国各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低2％，由此造成的金融机构的损失由中央财政给予补贴，其中利率最低的是扶贫贴息贷款，由年息3％下调到1.08％，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西藏各金融机构累计已向社会让利达24.97亿元，大大减轻了借款人的负担，至2007年末，西藏金融机构对农牧业的贷款余额达45.37亿元，较年初增长6.12％；对重点建设项目贷款余额达47.97亿元，较年初增长5.99％；对特色产业贷款余额达13.65亿元，较年初增长6.97％。[10] 2008年农牧民到户贷款余额达37.89亿元，借款户达34万多户，占全区农牧户总数的80％以上，[11] 有力的支持了西藏农牧区建设和农牧民生活的改善。

 

　　中央对西藏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一些减免税政策，鉴于西藏产业发展水平低下，农牧民相对负担过高，为了做到“休养生息”和“让利于民”，本着“从轻从简、区别对待、合理负担”原则，西藏从1980年起即免征农业税，1980年～1983年减免农牧区集体、个体工商税，1986年～1988年，对旅游业免征工商税。[12] 1994年西藏与全国一起实行了税制改革，实现了与全国的接轨，但中央对西藏的税收优惠原则并未改变，本着“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原则，税改后，全国开征了17种税种，而西藏只有12种，西藏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西藏的宏观税负一直都很低，2008年为7.6％，仅为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13] 由于西藏税率较低，使得各产业负担较轻，进而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使得西藏征税基础广泛，从而实际税收额逐年增多，据笔者计算，1994年～2008年西藏税收额年均增长率为15％，其中近五年的增长率达到了18.8％。

 

　　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项目通常是那些涉及西藏经济、社会、生态、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资金需求量巨大的领域。自1978年以来，中央对西藏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主要有三次，即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综合开发(简称“一江两河”工程)，21世纪初的“117个项目”，“十一五”计划期间的“180个项目”。

 

　　第一，“一江两河”工程。“一江两河”工程是西藏自治区充分利用其区位、资源和经济优势，由国家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度倾斜，以一部分地区的先期发展带动全区发展的战略方针的体现。[14] 其实质是区域非均衡发展理念在西藏自治区内的具体实践。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拉萨河中部流域地区，是西藏自治区的腹心和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中央计划用10年时间，通过兴修水利、改造中低产田、改造草场和植树造林等，使农牧业生产有稳固的基础和良好的生态屏障。自1991年始，“一江两河”工程总投资21.89亿元，其中国家专项资金达13.5亿元，农业发展基金3.57亿元，地方自筹资金1.82亿元，群众折劳投资3亿元。另外，此过程中的大型能源、交通等项目总投资达18.44亿元。[15]

 

　　“一江两河”工程，通过10年开发，整个项目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从1990年的8.4亿元增长到24.73亿元，年均增长11％，农牧民人均收入从 602元增长到2000年的1，450元，[16] 其不仅促进了农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推动了西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了工程的经济效益，进而完善了西藏居民的社会生活，提升了其社会发展层次，最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据测算，与30年前相比，日喀则地区风沙天气减少了34天，拉萨和泽当地区减少了22天。[17]

 

　　第二，“117个项目”。该工程是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由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计划投资311.76亿元，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部分项目资金做了调整，最终投资额达324.74亿元。

 

　　第三，“180个项目”。根据《西藏自治区“十一五”规划项目方案》，“十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计划投资770亿元，涵盖180个项目，既包括改善西藏交通条件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阿里机场、青藏铁路拉萨至日喀则段，又包括旨在改善民生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电力建设、“村村通”电话、农牧民聚居区建设，此外还有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建设以及草原生态建设等，涉及范围之广，项目之多，投资额之巨都属空前。截至2008年，180个项目中已有170个开工建设，完成76个，累计完成投资372亿元。

 

　　中央直属部委参与援藏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开始的，当时的国家水电部、农牧渔业部、国家建材局等部门参与了西藏20年大庆的43项工程的若干项目中，共投资0.62亿元。1995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将援藏工作制度化，在著名的62项工程中，13个部委参与其中的30项，完成投资38.5亿元，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机关又参与援藏项目121个，投资5.4亿元。[18] 中央企业的系统化援藏是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至2007年，17家大型企业落实援藏资金7.6亿元，援建项目396个，捐赠物资折合5，000万余元，其他专项资金1，700万元。

 

　　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省市的大力扶持，各省市的援藏工作是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的，并参与了62项工程的32项建设中，自2001年后，共有18个省市参与其中。其中北京市、江苏省对口支援拉萨市；重庆市、天津市、四川省对口支援昌都地区；上海、山东、黑龙江、吉林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湖南、湖北、安徽对口支援山南地区；广东省、福建省对口支援林芝地区；浙江省、辽宁省对口支援那曲地区；河北省、陕西省对口支援阿里地区，各省市援藏情况(见表2)。

 

 　　对口援藏不仅是资金援藏，同时也是人才援藏和技术援藏，随着援藏工作的深入进行，援藏方式也由单纯的资金援藏]变为资金、技术、人才相结合的复合型援藏。④ 1995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以来，各援建单位共派出了3，747名援藏干部进藏，援藏干部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纽带。同时，各援建单位也加大了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持力度。例如农业部是援藏的主要部门之一，自2006年起实施了种养业良种工程、农村沼气工程等，同时鉴于西藏农牧民素质低下，进行一系列的生产技术培训，如渔业养殖技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新型农民教育等，培养了大量农牧业技术人员；中石油2008年在西藏双湖区培训援藏干部和农牧业技术人员215人，捐赠50万元资助200余名援藏大学生；至2009年，中国一汽为昌都地区左贡县培训专业技术人才16人次，组织干部赴内地学习考察34人次；至2008年，拉萨市已选派千余名教师到北京培训，堆龙德庆县每年也选派教育和医疗工作者到北京石景山区培训3个月；上海市于2000年建成的江孜人工防雹雷达系统，每年可挽回年楚河沿岸300余万粮食损失，对南木林县艾玛岗土豆种植进行改良，亩产增收2，000元；湖北省在内地和西藏开办培训班，组织专家到山南考察，对农牧民进行农牧林业方面的培训，至2009年，湖北省的智力援藏已投入300多万元。另外，自2002年教育援藏工作以来，针对西藏医疗教育和科研的相对落后，内地一些著名医科大学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北京中医药大学帮助西藏藏医学院建设了藏药标本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帮助西藏藏医学院建设了多媒体电子阅览室、全文数据库、现代医学临床模拟实训室等，大大方便了其教学和科研；天津大学帮助建设了现代医学诊断实训室；成都中医药大学帮助西藏藏医学院建设了藏药传统工艺实训室。除去这些硬件建设外，内地医学院校还派遣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当地传授知识，培训医务人员，为西藏医疗教育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全国援藏”对西藏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其不仅导致西藏宏观经济社会层面的大变化，也在中观上改善了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更在微观上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生活水平(见图2)，经过15年的援藏，西藏农牧民的生活条件明显得到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90年的18.94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22.83平方米，城镇居民由1995年的14.02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33平方米；居民接受医疗、教育的机会也增多了，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由1990年的2.3张上升到2008年的3.05张，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由1995年的70.4％上升到2008年的98.5％，每万人的在校学生数则相应的由1，287人上升到1，904人，另外，援藏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生活理念，对于西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民主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带上了深刻的共享型发展方式的烙印，即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西藏及广大藏族群众能够从发展中受益，能够摆脱市场机制自发运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全国援藏”是共享型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载体，中央政府和对口援藏单位构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援藏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西藏共享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发展支持不仅是对安德鲁·马丁·费舍尔(Andrew.Martin.Fisher)有关西藏发展论断的直接否定，也是对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逻辑上的社会工程命运的有效证伪。⑤ 当然，援藏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较为典型的一是援建工程的效益低下，靳微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建成项目普遍自我积累能力差，资金供需缺口大，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二是西藏对国家支持的依赖性增强，不利于改变“输血经济”和培养自我发展能力。但这些只是“全国援藏”进程中的副产品，最终会随着援藏的深入进行，援藏机制的不断完善，发展战略的逐步调整而消解。

 

　　[注释]

 

　　①这里笔者受到潘久艳(2006)的启发，笔者认为，“国家积极主义”是指国家为了实现既定战略目标，主动采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积极从事某项活动的行为。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欢迎学界讨论。

 

　　②胡鞍钢，温军(2001)认为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都应使社会优先发展，进而达到经济发展，我们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紧密，从长期来看，社会发展的确是发展的根本，但考虑到中国政绩评价指标的缺陷，给这一战略的实际操作性打上了折扣。

 

　　③据笔者计算，财政补贴每增加1％，西藏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增加0.44％、0.90％、1.59％。

 

　　④此部分相关数据由笔者整理中国西藏新闻网、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西藏政府网、中国援藏网等有关资料而得。

 

　　⑤安德鲁·马丁·费舍尔(2002、2005)在《Poverty By Design：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in Tibet》和《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两书中指出，西藏的贫困是国家蓄意制造的，在国家主导下的发展中，广大藏族民众面临着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发展本身即存在着排斥的潜在趋势。当然，他只是看到了局部现象，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为消解这种排斥而做出的举措。詹姆斯?斯科特(2004)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通过对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建设、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分析后得出结论：国家试图改善人类命运的社会工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发生在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的扶贫搬迁工程则显然与斯科特的论断相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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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242.

 

　　[15]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243.

 

　　[16] 杨明洪，等.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45.

 

　　[17] 国务院新闻办.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白皮书[R]. 2003.

 

　　[18] 潘久艳.“全国援藏”的经济学分析[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88.

 

 

责任编辑：芯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