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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另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阶段，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则会面临“高收入之墙”的困局。

    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即将由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抑或会面临欧洲一些国家所经历过的“高收入之墙”困局？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这是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广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课题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记者：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另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会面临“高收入之墙”的困局。中国是否也会步其后尘？如何看待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

    刘世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所不具备的某些发展条件，也面临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挑战。我们通过搜集整理大量历史数据，总结了曾经启动工业化进程、目前人口超过千万的30多个较大经济体的经验，归纳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记者：如何准确把握“陷阱”与“高墙”的实质与区别？

    刘世锦：纵观全球经济史，可以发现尽管不少国家曾启动工业化并实现了早期的经济起飞，但是，成功应对各个阶段的风险和挑战、顺利完成工业化并最终跨进高收入社会的国家并不多。

    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苏东国家都在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拉美国家和类拉美的东南亚国家的典型特点是，具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大多还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高品位矿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条件，这类国家曾经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追赶，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世界广为关注的“拉美奇迹”。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其人均GDP仅仅达到4000～5000国际元、尚未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发展陷入持续停顿。事实上，在上述国家中，有的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绩效，经济增长呈现加快态势。

    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的国家。其中，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虽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也经历过一个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恢复重建期间，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补课”阶段，其中以德国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雄厚的人力资本，在战后经历了一个“压缩式”的快速追赶阶段。在上世纪60年代末人均GDP达到10500国际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逐步接近和达到前沿国家的水平。在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过程中，这些经济体也曾遇到某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危机，但通过努力，在中速状态下又保持了一个时期的持续发展。

    针对上述现象，国际上有学者提出“高收入之墙”的概念，用以指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且指出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我们借用“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旨在刻画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并由此而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速条件下的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将倒退或处于徘徊状态。

    落入陷阱的经济增速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一种“非正常回落”。

    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陷阱”与“高墙”：经济高速增长后的“非正常回落”与“自然回落”

    记者：同样是遭遇发展放缓，“陷阱”和“高墙”两者之间好像拥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何加以区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回落？

    刘世锦：分析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确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政策得当，“陷阱”也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以后的经济增速回落则是规律性的、无法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当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在供给方面，其低成本技术模仿的空间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逐渐与前沿国家水平接近；与此相对应，在需求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大规模建设需求潜力基本释放，加上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要求具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而新增需求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这样的经济增速回落则不可避免会到来。

    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遭遇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

    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与成功翻越“高墙”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

    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记者：按照历史和外国的经验看，中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

    刘世锦：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既与拉美、苏东国家不同，也与德国、日本、韩国不同。

责任编辑：芯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