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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近年来，“用工荒”从东部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从技工到普工，成为各地经济发展障碍，也是对要素投入型发展模式的重要警示信号之一。与此同时，也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充分就业。无论是“用工荒”，还是“就业难”，其背后都是农民就业能力建设的滞后。这些制约了农民就业、企业用工两种需求的对接，迫切需要抓紧研究解决。

    关键词：农民，就业能力，政策建议

    我国每年1亿多进城务工农民，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这种庞大的人口流动潮，近年来并未带来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反而从2004年开始经常性地出现大规模“用工荒”。大量企业因劳动力供应不足不得不减产、停产。以往人们提出通过提高农民素质，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理论，遭遇到了现实挑战。

一、农民就业中出现的新情况

    随着“三农”问题的日渐突出，人们逐渐认识到，农民增收单靠农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农业产值主要取决于耕地面积、单产和价格。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加上各地发展冲动强烈，不断冲击18亿亩红线；单产提升潜力不大，2004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就已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0％、40％和10％；价格增长空间受限，主要是国际粮食市场的“天花板价格”影响。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农业占GDP比重已不到1％，就业容量不足2％。未来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也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就业容量也将是有限的，做大农业经济蛋糕及其就业容量的前景有限。

    从“三农”之外去解决“三农”问题，通过非农就业实现农民增收，逐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就业政策先后经历了限制、允许、控制和规范、引导与促进等4个阶段[①田松青：“转型期农民工就业政策演变的特点及其成因探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近年来，各级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就业是增长动力、民生根本、稳定基石。农民非农就业也逐步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

    但是，近年来与政府一直下大力气解决的农民“就业难”相反，企业“用工荒”也开始出现。农民务工出现大量的“就业不增收”、甚至欠薪后的“就业颗粒不收”现象。“就业难”、“用工荒”两者常常毫无征兆地交替出现，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地共存，成为各地政府棘手的难题。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用工荒”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主要还是技术工人缺乏。到2008年，金融危机使很多企业停产，“用工荒”暂时变成“就业难”，大量农民工从东南沿海提前返乡。2009年下半年，“用工荒”又以更大规模再现，并不再局限于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大量缺乏。2010年下半年，“用工荒”甚至开始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也加入了用工争夺战。如，安徽人社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从缺工结构上看，主要缺普工和操作工，占缺工总数的64％；技工缺口程度反而好些，其中初级技工占23％，高级技工仅占4％。

    不仅我国，周边国家从发达的新加坡到落后的缅甸、老挝等国，近期都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在越南，2011年纺织服装企业因用工缺乏，只能加班生产，以确保按时交货。在泰国，该国工业联盟的调查表明，其工业部门2010年用工缺口在20万以上，尤其是汽车、电子等产业。在缅甸，尽管各厂家都在提高最低工资，但仍招不到熟练工人。在印尼和菲律宾等国，专家呼吁政府加大劳动力培训投入，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用工短缺问题。

二、农民全面就业能力建设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

    上述新情况提醒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还应考虑如何能够带来高质量、稳定的就业。我们认为，全面就业能力建设，是解决农民就业中一系列问题的根本，而非仅只加强培训、传授技能。

    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是“个体渴望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获得精神、物质上的进步和满足，以及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的变化的能力”。就业能力不仅仅包括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包括愿意投入工作，从工作中获得精神满足，并不断地适应变化的能力。农民就业能力包括对希望从事的职业认同与职业精神、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部分[②张新岭：“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开发刍议”，《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2期。]。就业能力的这四个方面，已经成为解决农民就业中一系列问题的根本。

    （一）职业认同和职业精神是农民就业的重要动力之一

    就业能力建设中的职业认同与职业精神就是渴望工作机会，并从所从事的职业中获得收入，得到精神满足的能力。2004年开始取消农业税、特产税、三提五统以后，农业比较收益上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农村生活的保障程度提高。新一代农民务工的比较收益底线大大提高，务工动力减弱，很多中青年农民干脆选择在家从事轻松的农活。新生代农民有了更多精神追求，他们希望从事的工作得到认可、受人尊重，有职业前途，并带来自尊、荣耀、充实、希望等心理满足。

    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就农民外出就业目的所作的调查表明，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应该说，希望工作、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在就业能力差距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实现这些物质、精神上的需求。突出表现是不断地从一家企业到另一家企业，造成职业技能积累的缺乏，形成职业不稳定性的恶性循环。

    （二）农民就业能力中的个人适应性

    个人适应性就是劳动者对于工作、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农民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种植业工作，选择到城市中非农产业的就业，不仅是对于工作的选择，更是对工作所处环境的选择。

    农民的个人适应性与以往相比有了巨大变化，比如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而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但是，东部城市的生活成本往往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在这些愿望往往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选择到家乡城镇实现这一愿望成为次优选择。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青年一代对城市有着深厚的依恋感，他们的个人适应性较强，流动性逐渐变弱。为了在城市生存和发展，青年一代有努力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改变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这点应当在政府政策上注意到。

    （三）农民就业能力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就是通过个人的社会联系网络中的身份，获得就业所需的信息、物资、帮助等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解决农民工与城市间社会整合，减少务工者、用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提高就业能力，消除“就业难”、“用工荒”矛盾现象的关键所在。农民就业能力的社会资本建设可以为农民就业提供信息，节约搜寻成本，帮助推荐就业，为减少“用工荒”做出一定的贡献。

    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青年农民工进入所在工作单位的方式中最多的情况是“自己找的工作”和“通过亲戚朋友、同乡介绍”两种形式，二者合计占70％，然后才是通过政府中介部门或劳动部门。常见一个村或相邻的几个村的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集中在某一区域，形成某某村现象。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廉价、及时、真实的信息，为他们节省大量的信息收集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概率。

    （四）农民就业能力中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就业能力中个人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素质等因素。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是农民就业能力的基础，是否具有专业技术和技能，往往是能否找到合适工作的首要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2009年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

    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虽然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低，就业范围狭小，就业岗位层次低，可替代性强，失业抗风险力弱。

责任编辑：芯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