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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处于敏感期。鉴于经济基础还不太稳固，过早采取收缩性政策会导致市场主体仍显脆弱的信心严重受挫，使得经济重新步入下滑，甚至陷入长期低迷。　

　　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政策操作技巧，提高经济政策的前瞻性，在合适的时机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和着力大小。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企稳回暖阶段。经济复苏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刚刚经历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阶段将充满更多的风险。如果能够预知这些风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刻采取及时的措施加以应对，则将避免经济陷入无法挣脱的泥潭，尽快走上平稳快速发展的坦途。

一、当前经济中潜存着四大风险

　　值此经济复苏关口，我国经济面临着四大风险。其中有的风险已经显露，并开始显现出危险性；有的风险还处于潜伏状态，但其将不断累积，最终发展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

　　风险之一是资产价格泡沫化。主要体现为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非理性繁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下降0.6％，降幅比上月减少0.7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且呈加速趋势。部分大城市出现了房价的快速上升，引发了恐慌性购买。股票市场上也出现了令人心跳的价格上涨。资产泡沫不断吹大的过程，吸引大量追逐暴利的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这对于资金的配置效率显然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资产泡沫吸引了大量银行资金，而泡沫的破灭会导致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投资者蒙受损失，这样会导致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的陷阱。

　　风险之二是产能过剩。国家发改委的有关报告显示，我国现有11个行业处于明显的产能过剩，其中造船、钢铁、水泥三个行业属于严重过剩。以船舶制造业为例。我国船舶现在一年正常情况下有效需求5000万吨左右，但是船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00万吨，也就是说，船舶行业过剩产能在1600万吨左右。早在年初，业内人士就表示，即使世界经济在一年内出现复苏，本次航运市场萧条期仍至少持续2年，有可能持续3年甚至更长，而造船市场的萧条将至少持续3年，也有可能持续5年以上。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为了达到保增长的目的，一些地方政府急于上大项目、快项目，结果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原来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而新的产能进一步形成，导致未来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恶化。

　　风险之三是通货膨胀可能重新抬头。理论上讲，通货膨胀的致因主要有三方面，即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及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在需求方面，尽管外需下降较为严重，但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投资需求却一直很旺盛，同时居民的消费需求没有减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不断攀升。而最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开始缓慢恢复，无疑为中国的出口产业带来了福音。可见我国的总需求下降并不严重，并呈触底上升趋势。另外，中国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更为敏感。当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后，将对中国产生显著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我国当前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会通过自我实现的过程，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实现并出现螺旋式上涨。而上半年天量的货币供给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准备了充足的弹药。所以，尽管我国目前尚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需求、成本以及通胀预期三方面的合力，都将使过量的货币供应最终演化为真实的通货膨胀。

　　风险之四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可能大幅上升。在我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内，积极的货币政策很容易迅速形成积极的信贷政策。年初，在中央银行积极的窗口指导和银监会放松对信贷风险的监管标准的鼓励下，商业银行产生强烈的贷款冲动，最终导致令人瞠目结舌的天量信贷。而银行新增贷款重点投向政府投融资平台，投向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力等行业，投向大企业、大项目，投向长期贷款，导致授信集中度较高，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的分散；中长期项目贷款过多，损害今后的流动性。东方资产管理公司《2009：中国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将呈上升趋势。根据不良贷款滞后经济下滑两年的经验，2010年和2011年将是不良贷款集中形成的时点。2009年7月，IMF也呼吁中国政府继续严密监控潜在的信贷风险，特别是有关基建项目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风险。

　　以上四方面风险中，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直接归因于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则早已存在，而在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下进一步严重化。通货膨胀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则是潜在的风险，尽管目前尚不明显，但按照历史的经验，如果扩张性的政策持续实施下去，不能及时转向，则潜在的风险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应具前瞻性

　　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处于敏感期。鉴于经济基础还不太稳固，过早采取收缩性政策会导致市场主体仍显脆弱的信心严重受挫，使得经济重新步入下滑，甚至陷入长期低迷；但如果经济政策持续宽松的话，以上四方面的风险就会不断累积并恶化，使得经济可能在刚刚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迅速进入过热阶段，而迫使政府重新开始实行紧缩性政策，从而使经济产生有害的大幅波动。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政策操作技巧，提高经济政策的前瞻性，在合适的时机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和着力大小。

　　首先，要提前考虑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在我国，在政府财政投资的带领下，银行信贷成为基础设施等大项目和长期项目的主力，一旦货币政策退出过快，就意味着烂尾工程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使得货币政策难以较快地转向。另外，货币政策本身具有半年至两年的时滞，因此在操作中更要具有前瞻性，避免临时急刹车。

　　当前，未来货币政策的调整要注意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在当下，即经济已经确认企稳、之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引起市场的担忧，并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之时。此时可不考虑转变政策的方向，而利用窗口指导、公开市场操作等市场化的手段，将全年的M2增长率控制在22％—25％，而明年则应维持在15％—18％之间。这一阶段货币政策的操作精神是慢下来，而不是转变方向。第二个转折点应等到欧美等国的进口市场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平均水平，外需拉动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2％以上的水平，则可以判断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此时应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出现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通过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等手段收紧银根，也向公众表明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重视。

　　其次，适度调整财政政策的支出方向与力度，引导民间投资作为接力棒。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打击、避免经济严重下滑上是非常有力的。政府直接投资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直接、快速，可以尽快形成GDP，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政府直接投资的效率低、效益差，同时政府财力毕竟有限，政府作为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应持续的。

　　当前应适度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方向是：首先，适当放慢新项目上马的速度。由于4万亿投资的安排一直到2011年，当前可以适当放缓，视市场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其次，减少政府的直接投资，改为通过各种优惠的财税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行投资，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出口和居民消费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增长，无法承担起经济增长的重任，而政府直接投资弊端日益显现之时，下一个值得期待的经济增长动力之源来自于民间的投资。为此，我国的财政政策应从支出结构、支出方式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另外，应适当调整项目的内容，严格控制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项目，增加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在经济复苏期，财政投资方向不应仅仅局限于存量的扩张，还应开拓视野，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培育“绿芽”。包括增加对各类新兴产业的投资和引导，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等。　

再其次，应积极采取前瞻性措施，降低产能过剩和银行不良贷款累积的风险。产能过剩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关键在于减少落后的产能。应该鼓励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市场的手段，兼并重组落后的企业，整合其产能。这样可以避免行业内的恶性竞争，避免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过量生产，造成浪费。另外，应加强监管，防止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很复杂。但如果银行充分意识到资金流向资本市场所导致的风险，它是有能力监督资金的使用的。当前商业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应严格履行职责，监督信贷资金的流向，避免违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责任编辑：紫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