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秦藤供应链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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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花好4万亿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

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地方配套资金尚有很大缺口。弥补这一缺口的有效方法之一是通过中央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政府的方式来筹集,同时发挥商业银行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放松金融抑制,动员民间资金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有短期的增长问题,又有长期的结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后者更突出。因此,当前我们应正确地对待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视危机为机遇,脚踏实地地解决好制约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健康增长的短板。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不应过多地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建设。拉动内需应侧重于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

 

  面对中国经济和金融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政府提出了总额为4万亿元、时限为两年的经济振兴计划,旨在通过拉动内需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举措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但围绕4万亿计划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例如关注投资过多而关注民生太少;追求短期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等。我们认为,要筹集并花好这4万亿元,决策者必须回答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4万亿元资金从何而来?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解释,在这4万亿元的总盘子中,中央财政计划出资1.18万亿元,其他资金需要地方政府、企业来配套。回顾2008年,由于整体经济下滑以及房地产市场陷入衰退,地方政府的预算内外收入大幅缩水。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筹集就存在较大的问题。据发改委200811月初的测算,在4万亿元投资总额中,今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其中2009年配套能力为3000亿元,资金缺口2400亿元;2010年配套能力3200亿元,资金缺口2600亿元。资金缺口如何弥补,当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中央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政府的方式来筹集。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既可以充分利用居民手中的沉淀资金,又可以避免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我国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很低,截至2007年年底不足1%,距安全警戒线3%的水平还很远,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但是由于中央预算转贷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不计入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中,因此应认真研究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各级政府的财政安全,合理确定发债的规模。

 

  应充分发挥银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银行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的大部分配套资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获得,因此其往往对当地的银行施加各种影响,要求后者向其控股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为了不得罪地方政府,各商业银行只能降低风险控制标准,这无疑增加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如何在发挥商业银行在保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控制银行的信用风险,使银行保持稳健经营,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政府还应通过进一步的金融改革来放松金融抑制,鼓励资金供应方与需求方直接交易,从而动员大规模的民间资金以促进经济增长。在一些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急需资金的同时,大量的居民储蓄由于缺乏投资渠道而蜷伏于银行内,徒然增加银行的利息成本,这是不合理的现象。应鼓励发展代客理财、私人股权投资等新的直接投资形式,使得民间资金与市场机会直接结合,在搞活金融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还可以分散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二、如何协调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问法,即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是短期的增长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问题?如果是前者,一旦渡过眼前的危机就是柳暗花明,那么资金就应该投向短平快项目,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是后者,那么追求短期效果的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因错误判断形势而贻误良机,使矛盾更加恶化。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有短期的增长问题,又有长期的结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后者更突出。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经济一直似高速飞驰的列车在狂奔。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时有激化的迹象。这些问题主要包括: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对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效使用和对环境的破坏;落后的产业结构所导致的在国际分工中的底层定位;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与GDP增长之间的不对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加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还不健全,保障水平很低等。这些问题早已存在,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多年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或改善。

 

  当前国际国内对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已经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银行预计中国明年的GDP增长率为7.5%,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悲观的一个预计。大部分学者认为,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以上问题不大。其实即便是8%甚至7.5%,中国经济不会出现长时期的停滞不前,相反,这正是经济由多年的过热向正常增长区间的合理回归。对于这一点,不必过于恐慌。

 

  因此,当前我们应正确地对待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视危机为机遇,脚踏实地地解决好制约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健康增长的短板。具体到4万亿元资金的分配上,我们建议应向以下领域倾斜:鼓励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形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及相关的新兴产业;切实通过技术创新等措施鼓励和加强节能减排,治理和改善环境污染;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农田水利工程、电网建设和安全饮水工程,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

 

三、拉动内需关键在于投资还是消费?

 

  首先要明确,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投资不足?还是消费不足?这样就可以确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该向哪个方向发力。我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诚然,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的阶段,这决定了较高的投资率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存在,并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架,长期以来与投资和出口脱节,使中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相对滞后的不合理局面。

 

  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应体现为国民福利的提高,主要指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投资是延期的消费,投资的目的在于增加后期的消费。以往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中,更多地侧重于立即产生效果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这些投资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就业,提振经济,但长期看可能使目前部分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如果目前仍采取短视的措施,长期下来必然会体现为过剩的供给,产生通货紧缩压力。因此,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不应过多地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建设。

 

  拉动内需应侧重于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已呈现相对饱和的状态。与城镇市场相比,我国农村市场成为消费潜力最大的市场。我国农村有9亿人口,常住人口达到7亿。一直以来,由于农民收入偏低以及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原因,农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要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拉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是重点和难点。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解释,4万亿元投资中有1.8万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建设。经过多年的大力投资,我国的基础设施已摆脱严重不足的局面,公路建设甚至出现相对饱和。继续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此类设施上,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以及就业增加是很有限的。应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到“三农”领域,如尽快建立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扶持发展县域经济,为返乡农民创造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前者解决了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后者为农民提供可供消费的新增收入,这必然能够拉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更好地提高社会福利。

 

 

责任编辑: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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